摘要：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最长的人工水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当代城市发展的复兴契机。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为研究对象，需立足国际运河城市的保护与发展经验，分析其在空间布局、文化表达、公共参与、品牌传播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杭州虽已在运河核心区文化街区建设、文旅融合路径、制度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整体建设不均衡、开发深度不足、沉浸式体验感不强、国际传播影响力有限等短板。为此，在推动从“基础设施建设”向“精细化运营”转型的同时，重点打造世界级运河空间、文化街区、文化产品与旅游品牌，构建共建共享的治理体系。通过融合历史保护、数字赋能与青年文化导向，杭州有望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大运河文化标杆段，真正实现“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新时代风貌”的战略愿景。

关键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更新；公众参与；国际传播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绍兴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期间指出：“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新时代风貌。”这不仅是对大运河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更为新时代背景下大运河文化的发展契机指明了方向。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贯穿中国南北，既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经济、文化、民生交流的重要纽带。其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交织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在这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中，杭州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起点，自古便与大运河形成了城河相依、互为依托的格局。运河不仅塑造了杭州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其历史进程和文化积淀。从宋代临安的“水陆交错，舟车不绝”，到今天现代都市风貌与传统水脉的交融共生，杭州的发展始终与运河息息相关。

近年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建设稳步推进，按照中央和地方的统一部署，基本实现了“保护优先、系统推进、活化利用”的阶段性目标。杭州聚焦“运河+文化”“运河+旅游”“运河+生活”等融合路径，积极构建覆盖全域、层级清晰的文化保护与利用体系。以拱宸桥、小河直街、大兜路片区为核心，杭州打造了一批集文化展示、街区更新、非遗活化于一体的代表性项目；通过设立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推动运河夜游线路建设，开展“运河有戏”“运河集市”等品牌活动，逐步形成“文化为魂、场景为体、生活为本”的运河文化发展模式。在治理机制上，杭州亦探索“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文化传承氛围。

然而，若将其与欧美等国际大都市在城市运河保护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先进实践进行对比，仍可发现杭州核心段的运河文化表达、景观环境整治、公共空间营造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例如，城市滨水空间的连续性、运河沿线文化活动的多样性与市民参与度的提升，都是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因此，唯有在深刻认识问题与短板的基础上，方能激活城市核心区域大运河的内生动力与文化潜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世界级标杆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不断优化的系统工程。我们既要立足本土实际，保护好、利用好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也要以更开放的视野汲取国际先进经验，实现文化保护与城市功能更新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杭州段大运河朝着“世界级运河文化标杆段”的目标迈进，真正让“千年运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现代大都市运河文化发展趋势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英国、美国等国家曾建立运河公司和水利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运河的维护与开发。然而，20 世纪以后，随着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方式的兴起，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步式微，其经济效益不断下滑。在这一形势下，运河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逐渐被社会重新认识。“二战”之后，运河的保护和管理职能逐步从传统的水利管理部门剥离，更具文化和生态导向的专业机构陆续成立并掌握管理职权，如英国的“运河与河流信托”（Canal & River Trust）不但继续负责传统的防洪、环境保护等功能，还引入了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推动运河沿线城市段的综合开发，进而实现文化、经济与生态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这些专业机构在运河文化复兴过程中主要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趋势。

（一）运河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相结合

伯明翰城市运河中心区曾长期作为工业集中区域使用，在后工业化阶段逐渐被闲置。此后，伯明翰市议会与“运河与河流信托”合作，对运河沿岸空间进行系统性改造，将原有工业用地转变为集商业、办公、居住与文化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区域，陆续建成布伦得利广场（Brindley Place）和 Mailbox 综合体，并引入英国国际会议中心及 BBC伯明翰分部。相关更新在改善沿线环境的同时，改变了该区域的使用结构，使其重新成为城市活动的重要节点。

20 世纪90 年代，苏格兰运河管理局在克莱德—福斯运河交接处实施福尔柯克轮（Falkirk Wheel）项目，作为复兴苏格兰运河体系的重要工程节点。该项目投资约 1700 万英镑，通过工程结构创新解决不同水位运河之间的通航问题，并逐步发展为具有观光功能的基础设施。2014 年，福尔柯克市在其周边建设了以苏格兰民间神话为题材的“凯尔派”雕塑（The Kelpies），进一步拓展了运河空间的文化展示功能。相关设施投入使用后，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对当地旅游业和周边服务业产生了持续影响。

20 世纪70 年代初，法国斯特拉斯堡启动老城区“小法兰西”历史街区复兴计划。地方政府以贯穿该区域的伊尔运河系统为整治主线，对沿岸石桥、船闸和工匠住宅进行修复，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居住、旅游与公共活动功能。在更新过程中，当地并未改变原有水系走向和街区格局，而是通过引入博物馆、酒店和特色餐饮等设施，使历史街区重新具备日常使用条件，“小法兰西”由此成为欧洲运河型历史街区更新的代表性案例之一。

（二）运河遗产保护与城市品牌建设相结合

现代城市日益重视运河在城市品牌塑造中的作用。每年 6—7 月，苏格兰运河管理局会在联合运河上举办为期一周的“爱丁堡运河节”（Edinburgh Canal Festival），吸引了苏格兰各地市民前来体验运河划船等活动。自 2002 年开办以来，该运河节已经成为爱丁堡城市文化的新品牌活动，也为 7—8 月份旅游热季举办的爱丁堡艺术节、爱丁堡军乐节等活动“预热”。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运河系统在 2010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市在打造城市运河品牌的过程中，注重在不扰乱市民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开展夏季“国王日”（King’s Day）水上庆祝活动和冬季“水上光影节”（Amsterdam Light Festival），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比利时根特市将城市运河作为重要的历史资产对待，在运河立面和桥梁上打造了一套夜间照明系统。但是，根特市在实现运河系统的现代化更新过程中，没有一味将其作为旅游资产对待。整个运河沿线没有开展大型运河工程，而是将运河沿岸空间留给市民使用，运河成为市民日常生活、聚会、活动的场所。

（三）运河遗产保护与社会资本投资相结合

在多数欧洲国家的运河复兴实践中，运河遗产保护往往依赖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英国在运河复兴过程中获得国家彩票基金（National Lottery Heritage Fund）的资金支持，主要用于修复闸门、船闸等水工设施，并改善沿线历史景观。2013 年，法国发起“米迪运河众筹项目”，通过公开募集社会资金用于修复运河沿线桥梁与历史建筑，使公众能够以捐助和认购等方式参与遗产保护过程。在相关修复项目推进的同时，法国运河管理机构开始与艺术家合作，开发以运河为主题的明信片、摄影集和儿童读物等文化产品，相关产品的销售收益被用于支持后续的运河维护与文化项目支出。

意大利米兰的纳维利运河（Navigli）在复兴过程中吸引了私人房地产资本参与，通过提升沿岸建筑立面、兴建博物馆与手工艺品市场，逐步塑造出以运河沿岸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为核心的文化活动带。同时，当地政府制定严格的设计导则，保障私营投资的开发与文化特色不冲突，在政府规划约束下，私人投资的开发行为与运河历史环境保护得以并行推进。

（四）运河遗产保护与公众参与相结合

公众参与在运河遗产保护与活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运河与河流信托”设立了“领养一条运河”计划，鼓励社区、学校和企业认领特定河段，参与清洁维护、绿化和文化活动等日常事务，将部分管理责任引入社区层面。在美国，伊利运河国家遗产走廊委员会吸纳了 2000 余个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规划、实施与评估工作，推动多方主体在运河治理中的协同参与。加拿大在里多运河开发过程中采用线上会议方式，广泛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英国“运河观察”项目则借助数字平台，鼓励公众通过应用程序上传运河生态数据，为相关部门开展监测提供支持。

英国诺丁汉比斯顿运河在活化利用过程中，改造公共空间，鼓励社区参与。比斯顿遗产中心与 624 所学校合作，提供运河文化的体验活动。遗产中心负责人斯图尔特·克雷文提出“回归滨水生活”，常年为社区居民提供沿线徒步、读书会、编织工坊等活动，营造社区生活氛围。运河沿线的仓库区经过改造后，设置了滨水广场和户外舞台，可举办音乐会和露天集市。比斯顿运河所开创的“规划先导—体系支撑—场所更新”保护模式，使该区域既是周边社群体验文化、亲近自然的空间，也是维护社区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空间载体。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当代大城市在推进运河文化复兴时，往往将生态修复、文化利用与公众参与纳入同一治理框架之中。运河不再仅被视为单一的工程遗存，而是在持续维护与使用过程中，成为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建设问题

与许多依托运河发展的城市相比，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沿线保留着较多工业遗存与历史文化遗迹。城市化推进较快后，部分河段的使用功能被削弱，一些工业遗存长期闲置，个别点位甚至被拆除，文化延续与空间利用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杭州围绕保护、开发与利用推进了一系列项目；2021 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发布后，作为重点建设段之一，杭州在拱墅区等地集中实施了若干示范项目，对局部环境改善和公共活动空间提升带来一定成效。但与英国、荷兰等地的运河保护和活化做法相比，杭州在统筹安排、内容呈现、体验设计与社会参与方面仍有明显差距。

（一）局部区域有亮点，整体建设仍显不均衡

杭州段大运河贯穿城市主要空间结构，但在实际城市生活中，其作用并未充分体现。当前建设重点集中在拱墅区，如大兜路历史街区、小河直街等。上述区域经过整治后，文化展示与休闲功能较为突出。除核心区外，余杭、滨江、萧山等河段多以基础保护为主，利用强度不高，缺少统一的主题线索与空间设计要求。

同时，运河与西湖文化景观、良渚古城遗址、钱塘江诗路文化带之间的协同仍不够，整体联动偏弱。例如，余杭塘河虽纳入城市河网治理，但与大运河主河道在交通衔接、主题表达和活动组织上关联不强，相关开发对城市滨水形象的带动作用有限。

（二）核心区街区风貌突出，其余区域开发深度不足

目前，核心段历史街区的建筑风貌与文化氛围较为集中，已成为市民休闲与游客游览的重要区域，但不同河段的开发强度差异明显。拱墅区小河直街、大兜路一带以餐饮、民宿和文创商铺为主，公共文化设施偏少，难以长期支撑更丰富的文化参与活动。

浙东运河段的西兴历史文化街区对“运河”要素的呈现仍不足，沿线标志性节点不多。例如，西兴老街作为南宋时期水运节点，其与运河的历史关系在空间展示中不够清晰，更新改造偏重仿古外观，内容支撑不足。又如三堡段保留有船闸系统与水利工程遗存，具备科普展示、研学教育与景观利用的条件，但目前部分岸线被房地产项目和综合体占用，公共空间被压缩，船闸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尚未形成连续体系。

（三）运河文化创新手段有限，沉浸式体验感不强

从文化展示手段来看，杭州大运河段文化展示仍主要依赖于对历史建筑的修缮与静态展示，缺乏系统性叙事逻辑与互动化表达方式。沿线博物馆、文化馆等虽然数量逐渐增多，但多以传统展板、实物陈列为主，互动技术、数字导览、沉浸式场景等手段应用不足。例如，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中，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展品，但空间利用率不高，导览体验流程单一，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较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工业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方面，也存在资源丰富但转化不足的问题。例如，小河直街作为江南传统水乡街巷，拥有船工号子、布艺手工、杭缎刺绣等文化遗产，但目前仅限于手工课、节庆演示等浅层体验，缺乏长期课程化、社群化的培育体系，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生态。相比之下，英国的“运河观察”项目通过与学校、社区、科技企业合作，建立数据采集与故事讲述平台，实现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值得借鉴。

（四）品牌化程度不高，国际传播影响力有限

杭州的大运河文化品牌建设目前仍以政府部门和国有投资主体为主要推动力量，相关策划和实施多集中于行政体系之内，市民社群、民间组织及青年群体的参与程度相对有限。在这种运作方式下，文化产品的传播范围和吸引效果受到一定制约，品牌形象的表达形式也较为单一。现阶段的传播渠道仍以传统媒介和官方宣传为主，对新媒体平台和国际传播场景的运用尚不充分。

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运河沿线尚未形成能够长期持续运作的标志性活动，与“阿姆斯特丹水上音乐节”或“爱丁堡运河节”等成熟节庆相比，整体辨识度和参与度仍有差距。在体育与休闲领域，围绕运河开展的皮划艇、骑行、夜游和马拉松等项目虽已有实践，但多以单次活动或阶段性尝试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运营模式。

同时，尽管杭州拥有西湖与大运河两项世界遗产，但二者在游客吸引力和国际知名度上的差异十分明显。目前，外国游客和青年游客主要集中在西湖、灵隐寺等传统景区，在运河片区的停留时间较短，对沿线文化空间和活动的了解也相对有限。两大遗产板块在产品设计和客流组织上的衔接仍不清晰，运河在整体旅游结构中的存在感有待加强。

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世界级标杆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杭州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陆续出台《杭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杭州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等政策文件，并在部分河段推进了保护修缮与空间更新实践，在改善沿线环境和拓展公共活动空间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从整体效果看，大运河在城市文化结构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若以“世界级运河文化标杆”为目标，杭州在文化保护的整体统筹、生态功能的持续维护、公共空间的开放共享以及对外传播方式等方面，仍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整与优化。

在全球运河复兴实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杭州有必要逐步弱化以工程建设为主的推进方式，转向更注重日常运营与公共使用的路径，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参与、拓展文化内容表达和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使大运河在城市生活与文化传播中发挥更为稳定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打造世界级运河空间文化，展现城市轴线之美

杭州大运河沿线分布着多条骨架河道，在空间形态上具备串联不同城市功能区的条件。从现有实践看，相关建设仍以单一河段整治为主，片区层面的统筹程度有限。后续建设可通过提升滨水空间的连续性和公共可达性，使运河在城市结构中的作用更加清晰。在总体规划中，将部分公共资源向骨架河道沿线集中，有助于逐步加强南北贯通、东西衔接的空间联系。

在空间形象塑造方面，有必要避免将大运河仅理解为历史遗存展示对象，而是应在保留古代文化要素的同时，引入与当代城市功能相适应的内容。例如，英国伯明翰在更新老城运河区时，在修复历史码头和桥梁的基础上，引入会议中心、媒体机构和办公空间，使运河沿线同时承担历史展示与日常使用功能。苏格兰福尔柯克轮则通过将工程设施与观光体验结合，使原本功能性的运河节点转变为区域性的旅游吸引点。

结合上述经验，杭州可在余杭塘河及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区域探索更具综合性的更新方式，将科技展示、夜间景观和公共活动空间纳入整体设计，增强节点空间的识别度。同时，对武林门广场等重要节点进行整体调整，通过公共空间再组织，提高其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

（二）建设世界级文化街区，提升城市休闲品质

运河文化街区在城市中承担着连接历史遗存与日常生活的功能。杭州可在拱宸桥西、小河直街、大兜路等既有基础上，加强相邻片区之间的联系，在保留原有街巷肌理的前提下推进功能调整与空间完善。通过提高文化建筑的识别度，并引入小尺度展演空间和公共艺术设施，有助于丰富街区的使用方式和文化表达。

在具体实施中，可借鉴阿姆斯特丹运河带以生活场景为导向的更新方式，使街区不仅承担展示功能，也成为居民日常使用的公共空间。杭州可围绕拱宸桥和小河片区开展水上集市、小型音乐活动等项目，提升夜间活跃度。同时，应加强线性文化路径的组织，将西兴运河、三堡船闸、拱宸桥及紫金港—未来科技城段等节点纳入连续游径体系，通过空间串联呈现从古代水运、近代工业到当代城市发展的时间线索。类似做法已在纽约州伊利运河国家遗产走廊中得到实践。

在街区运营层面，可引入以居民参与为导向的讲解和体验机制，由本地居民和文化爱好者参与导览与故事分享，并鼓励高校团队和创意机构进入街区，拓展其教育与公共服务功能。

（三）推出世界级文化产品，服务城市市民生活

运河文化影响力的形成不仅取决于空间改造本身，也与文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开展频率有关。围绕大运河水系，杭州已具备发展水上和沿岸活动的基础条件。在既有游船体系之外，可逐步拓展夜游线路、主题航线和小尺度互动项目，使运河更好地融入市民的休闲活动。在陆地空间，通过完善连续骑行道和慢行系统，引入皮划艇、龙舟和骑行赛事等活动，有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运河体育使用场景。英国运河与水道信托基金长期支持此类项目，为运河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使用提供了参考。

在社会参与层面，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化方式吸引公众参与运河维护。法国米迪运河在修复桥梁和公共设施过程中引入社会募资，扩大了公众参与范围。结合杭州社区治理实践，可在局部空间中探索设施认领和协作维护等方式，引导居民参与小尺度设施营造，使运河空间更具公共属性。

围绕大运河主题发展文创产品，同样有助于延展文化影响。通过引入设计团队和青年创作者，推动文创市集和非遗工坊等业态的发展，可为运河文化提供更贴近日常消费的表达形式。

（四）形成世界级旅游品牌，打造热门国际旅游目的地

国际旅游品牌的形成通常依赖长期积累与稳定输出。杭州在现有旅游体系基础上，可进一步明确大运河在城市整体形象中的位置，通过完善多语言信息服务、优化新媒体传播方式和整合主题线路设计，使运河在国际游客中的可见度逐步提高。

在节庆体系建设方面，可参考英国爱丁堡艺术节通过多项目协同运作的做法，将大运河游行节、西湖爱情节、良渚艺术季等活动进行统筹安排，强化不同遗产节点之间的联动关系，逐步形成具有整体识别度的节庆结构。在青年群体参与层面，可结合露天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和影像展映等形式，拓展节庆活动的参与方式，使运河相关空间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文化消费与休闲需求。

在数字传播层面，应开发“运河数字护照”“AR导览程序”等交互型数字工具，提升游客个性化游览体验。荷兰运河城市在这一领域已先行一步，阿姆斯特丹运用“虚拟导游+区块链城市护照”技术，形成游客数据闭环，有效整合旅游服务资源与消费行为数据。杭州可探索建立“文化大脑”，推动文化管理平台与新媒体传播、市场销售等联动发展。同时，针对国际传播，应构建“中文+多语种+短视频+KOL”的新媒体传播矩阵，邀请国际学生、外籍达人参与内容共创，打造具有全球亲和力的城市形象。

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其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的延续性上，更在于其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创新表达与社会功能重构。杭州作为中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在新时代讲好“运河故事”、建好“文化标杆”的重要使命。在国际运河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下，杭州唯有坚持系统保护、精准运营、多元参与、数字赋能的综合策略，才能真正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建设成为兼具历史厚度、生活温度与国际高度的世界级文化空间。这不仅是对千年运河文脉的致敬，更是杭州作为“文化名城”走向未来的关键路径。未来的杭州运河，不应只是遗产保护的对象，更应成为市民休闲的乐园、文化创新的高地和国际交流的新平台。唯有久久为功、协同推进，方能真正实现“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新时代风貌”的战略目标。

转载于《杭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二辑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杭州城市国际化研究院研究员，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