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城市的兴起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执政党的政治局面。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成长机器"，给中国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一方面，城市对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性，迫使"国家"将部分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国家权力的城市化"，即国家的力量、权威和资源在城市这个尺度上的重组。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回报，城市成了国家的输液器，不仅给国家注入了经济活力、提高了民族国家的总体地位，也给执政党带来了新的合法性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奇迹与体制奇迹间的要义所在。在此同时，国家原有的一些功能衰退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在城市这个平台上也得以活性化。城市本身并不是被动的平台，它是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系统，它会形成自身的政治过程。不同于民族国家主义的政治浪漫，在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城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基于经济理性，会在既有的制度条件下，不断调整旧制度，适时创制新制度。就像本研究所注意到的那样，在应对与国家、市场及社会的关系的过程中，城市的党政系统表现出了遵从国家权力和基本制度，同时维护城市立场和地方利益的极大的灵活性。这种调适既使开发型的权力系统更趋复杂化、效能化和制度化，同时也使威权型的国家制度逐渐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正是城市政府对国家根本制度的依存，以及对中层体制和具体政策的不断调适，使得中国在创造城市开发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亦创造了使集权体制延续的政治奇迹。
　　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可谓如鱼得水、尽得内外之便。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城市虽然会出现立场的分异和利益的冲突，但其相互依存关系清晰可见。无论是作为全球网络的结点，还是作为国家的名片，国家都需要"发达的城市"来将中国带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稳固国家秩序。投李报桃，城市亦要为维护国家制度担当相应的角色。作为城市开发主导者的政府、以及作为重要参与者的投资者、知识人群体和市民，在生产空间秩序的同时，也在生产着相应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在社会冲突的现场，就是在远离行动的知识领域内部，知识人群体亦似乎缺乏与中国现实真问题相对接的冲动。现实的情况是，当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形成、市民抵制住房不公/空间不公的都市运动兴起的时候，权力不仅具有运作政策技巧的足够能力，同时也已经掌握了运作意识形态、消化专业知识，同时将知识人群体隔离于社会运动的一整套娴熟的技巧。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行动者群体建构"社会不公"事实、在与权力展开政治互动过程中凝聚公平正义压力的实际可能。

 ——《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