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城镇“冷与热”的进退维谷

上世纪70年代前，作为“城尾村首”的小城镇并未被给予足够的战略关注，曾一度坐上 “冷板凳”。但改革开放后的浙江小城镇却驶入发展快车道，在投资导向下，依托“块状集群”的小城镇已成为“镇镇冒烟”的“热饽饽”，乃至乡镇工业化与被动城镇化的缩影。近10年来，浙江还开展了颇有成效的中心镇培育、小城市试点，特别是2016年启动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2019年启动的美丽城镇建设等行动，带动小城镇实现环境品质与设施水平的交织增长。但压缩时空内的全面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美丽城镇”遭遇“美丽陷阱”，如设施重复与贪大超标并存、人口外流与规模低效并存、定位雷同与造血不足并存、千镇一面与照抄城市并存等，若不摆脱“小城镇外拓与大城市蔓延相互钳制、招商项目反控制空间、财事权错位”等体系性约束，不仅省域空间格局可能日趋碎化而抬升运行成本与能耗，各自为政的小城镇资源重复配置还会降低效率与品质，已成为我省高质量城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为破解单个镇行政区不经济的“积弱路径”锁定，浙江提出了多个美丽城镇集群化建设的构想，杭州也积极响应，有必要在评述集群内含的先秦哲学思想基础上，探究美丽城镇集群化建设的“道与器”三重境界，理清浙江小城镇“冷与热”背后的战略与战术，基于此提炼“道以载器、器以载道”的杭州小城镇集群化发展路径，为杭州打造“三生融合”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决策参考。

二、国内外小城镇集群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述评

（一）国外小城镇集群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述评

纵观全球和区域发展，集群化发展已成为释放区域发展潜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也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研究与实践聚焦在集群概念、集群作用、集群模式、集群方法等方面。

1.集群概念方面。集群的理论基石是集聚经济理论，韦伯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理论，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随着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的发展，产生产业集群化，产业集聚带来经常性开支成本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产业集群用来定义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现有文献中，有诸多学者从合作中的竞争角度、创新环境角度、经济增长角度、资本市场角度等来分析产业集群。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产业集群理论经历了一系列变迁，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分工协作理论，到马歇尔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再到后来的产业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等。城市（镇）集群是一定区域内空间要素的特定组合形态，是由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和一定数量的城镇结点、交通道路及网络、经济腹地组成的地域单元。城市集群具有地理和经济双重属性，地域性、群聚性、中心性和联系性是城市群的基本特征。城市群主要通过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企业扩张、内部体系网络化的方式，形成高效、专业的分工与合作，形成高能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达到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可见，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城市集群和城镇集群是不同层面上的集群，企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微观基础，是在产业集群背景下各种相关企业的汇集；而城市（镇）集群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基于产业、专业化等方面形成的组合形态。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经验看，企业集群、产业集群的重要效应是通过城镇集群的集聚，带动内生增长的分工水平提升，促进了城镇化水平提升，城镇化可扩大就业需求，进而推动劳动力加速集聚。

2.集群作用方面。城市群、都市区等区域空间实体正逐步成为参与全球产业组织和地区竞争的核心主体，大、中、小各级城市与小城镇功能互补，形成合力来共同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他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不能完全替代。特大和超特大城市进入国际市场的条件和机会较多，其主要作为国际交易的平台；大、中城市是某个区域的交易中心和经济增长极；小城市是周边集镇的交易平台；小城镇则是周边农村农副产品的交易平台和服务场所。在现有大都市集群化的研究中，从区域尺度出发的研究较多也较为出彩，综合运用大数据等前沿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城市间的物质、信息、能量的流通和交换。从小城镇尺度出发的研究较少，方法也较为单一，有关小城镇如何在大都市区集群化下既借助都市圈优势又发挥自身特长的研究较少。

3.集群模式方面。从国际视角来看，关于城镇发展与建设的经验主要集中在Desakota 理论模式（McGee，1991）、城乡一体化模式（Mike Douglass，1991）、城市化三维发展模型（Toppeta，2010）、智慧城市模式（Giffinger et al，2007）等模式上。近年来，小城镇模式（Bajracharya，1995）受到重视，并逐渐演化为以某一产业为基础的“特色小镇”模式。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发达国家，都非常注重通过产业引领来实现小镇的发展，主要包括高新技术、金融业、农业、旅游业、工业等。

4.集群方法方面。在内容与深度上，主要聚焦小城镇整治技术内容，研究深度仍围绕技术成果的完善；路径与方法上，相关研究以工程性系统思维为主，系统性提升体系构建仍然较为缺乏，以定性讨论为主，缺乏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研究范围与层级上，主要以宏观层面的省域城镇整体识别、特征或评价为主，微观层面的个体城镇案例也较多；成果应用上，主要局限于工程设计和工程实践，缺乏对政策性衔接方面的研究，对于机制的讨论不足。

（二）国内小城镇集群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述评

1.小城镇集群内含的“道”与“器”先秦哲学思想

（1）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多元哲学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主要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等角度，对城镇发展的规律与载体进行了论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经历了上千家学派的思想碰撞，但发展成学派的只有“九流十家”。其中，儒家提出的“礼、义、仁、智、信”五德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礼”指由于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仪节，“义”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仁”指以天性善良的心来为人处事，“智”指具有知万物阴阳之变化的智慧或智谋，“信”指诚实不欺骗的品格。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德（礼、义、仁、信）才（智）兼备”，为“风貌与风俗”同步传承提供了依据。

（2）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中的“道”与“器”关系。一是“道”与“器”的外生关系。中华传统文化“德才兼备”核心理念的背后，不仅是“道与器”的统筹兼顾，更是易学和哲学中“形而上、形而下”的辩证统一。由此，“道与器”的外生关系可延展为“道、德、法、技、术、器”。“道”即道家提倡的“大道至简”，是万物运行轨道或规律，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致；“法”即法家推崇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是体现统治阶段意志、国家制定颁布的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德”即儒释道均认可的“厚德载物、为政以德、仁义道德”等，是道德品行。“技”出自《书·泰誓下》提出的“奇淫巧技”，是技艺与制品，或赖以谋生的手艺；“术”出自《汉书·霍光传》提出的“不学无术”，是方法、策略；“器”出自《说文》提出的“器乃凡器统称”，是用具的总称。从万物联系的视角来看，一个事物若要繁荣，需借助“无形的道”（道、德、法）与“有形的器”（技、术、器）的“共鸣”，不可偏废其一。二是“道”与“器”的内生关系。自唐宋以来，对“道与器”内生关系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也可引申为哲学上“一般和个别”问题的争论。正如《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描述，“道”指无形抽象的规律，称为“形而上”，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器”指是有形具体的存在，称为“形而下”，如“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但在“先有道还是先有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还未达成共识，主流观点是“一般”的道不能脱离“个别”的器而存在。这也阐明了“规律之道”不能脱离“空间之器”而存在，只有践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道，才能实现“安居乐业、大同小康”之器。

（3）小城镇集群化发展的“道”与“器”三重境界。乡镇聚落是人类最早的聚居地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道”与“器”的哲学思想源头出发，小城镇集群发展也可分为“道法自然”、“中庸之道”和“道以载器、器以载道”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道法自然”。有“天人合一”之意，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控制人口的明堂模式，实现顺其自然的发展；也有“风水堪舆”之念，即“适形、理山、理水”，如合乎风水的选址模式，打造“从地里长出来的城镇”。第一重境界是小城镇集群发展的最基本要求，也是从小城镇有形之“器”中提炼无形之“道”的第一步。第二重境界是“中庸之道”。与《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一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中不偏、庸不易”，指小城镇“发展之器”不偏离“传统之道”的目标与主张；二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天下之中正”，指小城镇的“道与器”实现“和谐中庸”，保持中正平和；三是“中好庸用”，指发挥小城镇“道与器”保持和谐关系，并发挥“1+1>2”中用的实效。第二重境界是小城镇集群发展的提升要求，也是小城镇有形之“器”与无形之“道”逐步融合的第二步。第三重境界是“道以载器、器以载道”。有“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统一乎一形”之意，即小城镇实体之“器”要体现小城镇规律之“道”的内涵，小城镇规律之“道”要通过小城镇实体之“器”推广，最终实现“以器为体、以道为用”。第三重境界是小城镇集群发展的最高要求与最终归宿，也是乡村“道器合一”的第三步。

由古及今，小城镇集群发展既要用“望远镜”总结规律和战略，也要用“显微镜”安排方法和战术，既要用“凹透镜”吃透规则和套路，也要用“广角镜”拓宽知识和技术。但“道可道、非常道”，切不可“萧规曹随”，若重战略轻战术，就会“不接地气”；反之，若重战术轻战略，则会“本末倒置”。

2.中国当代小城镇集群的理论与实践

针对持续扩大的城乡鸿沟，我国空间管制政策经历了“发展大城市——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转变，浙江在小城镇层面的政策行动也经历了“中心镇综改试点（1995-1998）——中心镇试点推进（1999-2005）——中心镇深化培育（2006-2010）——小城市试点（2011至今）——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2016-2019）——美丽城镇建设（2019至今）——城乡风貌整治提升（2021至今）” [5]的变迁。不难发现，近30年来浙江凭借生产要素市场调节（劳动、土地、资本、组织、技术、信息等）与社会成本行政协调（领导力、执行力等）的联姻，再度成为全国学习的“优等生”，但其本质经验还深埋在 “经世致用”、“草根创新”的土壤中，即用实践的试错来推动研究的革新，并针对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提供特定的空间与制度“供给”，从古代的军事镇，到上世纪80年代计划供给危机下的家庭作坊、中心镇“一镇一品”，再到生态危机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美丽城镇建设等，无不是对潜在“危与机”提出涵盖经济-空间-环境-制度等生产生活生态要素的安排。

国内各界也早就试图对“小城镇热”做出规范解释。（1）在内涵方面，官方行动增进了人们对地租、两山理念等新语境的理解，部分学者指出整治的本质在于改善土地生产力的自然条件，进而形成报酬递增的级差地租。（2）在成因方面，持续的关注表明伴随着时空交易成本降低，小城镇正从“大城市下不长草”转向“大城市下好乘凉”，但也难规避外表多样的“非理性造镇”，突出表现为空镇鬼城、脏乱差丑等，往往能在“土地财政与财事权体制”上找到共同根源。（3）在建议方面，虽然省域集聚与都市区集聚是大势所趋，但政界明白在浙江“块状+民营”的积淀下，单纯的点上培育已难延续比较优势，而环卫优先、设施普惠、集聚人才、覆盖全省的小城镇，才是支撑“浙江新红利”的“环境与土壤”，更是带动浙江从低层次面貌整治转向高层次风貌整治的“转型升级组合拳”。（4）在测度方面，经验研究设计了生态足迹、战略环评、社会绩效评估、投入产出分析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测度环境整治的成效。

综上，国外韩国、日本等地小城镇集群发展的供需引导值得借鉴，但具体经验应用值得进一步考量；国内在小城镇领域已形成若干文献积淀，缺乏串联小城镇、美丽城镇等小城镇发展多阶段的体系分析。本文认为，小城镇与浙江“民营+集群”经济各阶段的成果密不可分，但在从现象上升到规律的经验复制前，需审视浙江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天然规律（道）及政策导向（器）。

三、“器以载道、道以载器”的杭州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路径探讨

从社会经济空间连续的视角看去，美丽城镇体系的重构，不是为了单纯减少城镇的“类型”，也不是为了增加集群的“权力”，而是要形成正向可持续的机制动员。通过791份杭州各县市区美丽城镇集群化问卷分析可知，美丽城镇建设存在“道器分离”的现象，背后是“供需匹配不足”，因此，杭州小城镇集群需要探索本地化、多元化的实施路径，有必要提出适合杭州小城镇禀赋的内生发展之道与要素集聚之器，最终实现“器以载道、道以载器”的“城乡大同”。

（一）集群化之“道”

虽然杭州各镇所处的发展阶段悬殊，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发展规律万变不离其宗，如道法自然的生态集群之道、趋利避害的区位集群之道、入乡随俗的文化集群之道等，只不过体现的形式可能有所变化。

1.道法自然的生态集群之道

正如《道德经》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多个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如此，如何遵守大地万物生长作息的规则，通过要素与时序的配置，包括合乎风水的选址、浑然天成的保护等，更好恢复万物原来的样子，实现人—自然—城市巨系统的帕累托最优，便更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传统的“四灵山诀”就是典型代表——北面有蜿蜒的群山峻岭，南面有呼应的低山小丘，左水右山环抱，龙穴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等，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与此不谋而合。这也是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的第一重境界。

同理，位于同一山脉或同一水系的多个小城镇，往往具备道法自然的生态集群基础。如杭州临安区昌化美丽城镇集群便处在“三水汇一溪、两脉揽群山”的大山水格局中，天目山脉、昱岭山两脉连成的群山盆地，造就了低丘地貌、气候条件等极其相似的岛石-龙岗、清凉峰-湍口等小城镇群，有助于山区用地集约与空间共享；昌北溪、昌南溪、昌西溪三水汇成的一条昌化溪，孕育了上下游互为依托的清凉峰镇、龙岗镇、河桥镇等镇，也促进多镇生态共保。

再如，杭州市淳安县大下姜美丽城镇集群所涵盖的枫树岭镇、大墅镇、安阳乡，则处于环千岛湖同一片流域内，并由千岛湖区、枫树岭水库、枫林港等水系连成“湖中湖”，为沿湖城镇协同“护水活水”、塑造“北水南山”的整体景观风貌奠定了基础。

2.趋利避害的区位集群之道    

就像大多数买房者最看重的三件事“区位、区位、还是区位”一样，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生态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经典的区位理论，也在当代美丽城镇的集群化发展中继续“发光发热”，“区位要素”的“区位作用”也得到进一步验证，“区位”划分的目的更从原始的“趋利避害”迈向“和而不同”，往往表现为某镇适合往哪里集聚的更精准“区位”，背后是“级差地租”下各方共享由于集聚和分工带来的溢出价值。这也是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的第二重境界。

桐庐县大分水美丽城镇集群便是工业区位论的现实脚注之一，分水镇从制笔家庭作坊逐步迈向“世界一支笔”，依靠的是根据运输区位、劳动区位、集聚区位等不同法则，将合适的产业环节配置在合适的区位，如广泛分布的原料供应环节靠近消费地等，由此将与制笔相关的元件配套、模具设计、加工生产、产品包装、销售、物流等产业链条，合理分布在周边的合村乡、百江镇、瑶琳镇等镇，形成了产业前后向紧密联系、报酬递增的工业规模效应，进行形成从产业推力到城镇拉力的闭环。

除工业区位论外，根植于中心地理论的旅游中心地理论，也是众多文旅特色型美丽城镇集群，余杭区大径山美丽城镇集群结合“大分散小集中”的旅游空间分布，既在中心地三要素上叠加多类型旅游黏性尺度等因子，更基于景点关联和网络模块，推导出镇村旅融合的旅游空间地模式，形成“瓶窑镇服务主中心——径山镇旅游副中心——黄湖镇旅游副中心”的“一主两副”旅游空间结构，并带动径山村等未来乡村发展。

3.入乡随俗的文化集群之道

芒福德曾提出“城市戏剧”理论，将城市比作剧院，市民通过在戏剧般的城市生活中不断对话，提升个人的文明程度，这种以人文主义传播思想为出发点的思辨，揭示了社会网络与习俗对调和美丽城镇集群各要素平衡的重要作用，也极大影响方案和策略的可操作性。虽然中西方的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可能有所微差，但却往往会在入乡随俗上“殊途同归”。这也是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的第三重境界。

富阳区西部美丽城镇集群是契合“城市戏剧”理论的典型案例之一，新登作为原先的老县城，古称“古东安郡”，与原县域内的万市、洞桥、胥口、永昌、渌渚6镇不仅在地方文化上属于“新登话”同一个语系，也承袭富阳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地域文化“东安文化”，如新登的诗词文化、戏曲文化，永昌的竹文化，洞桥的状元文化、万市的汉字文化、渌渚的孝文化等，虽发展出了不同的特质，但依然同根同源。

（二）集群化之“器”

结合各镇“抱团求发展”的现实诉求，有必要进一步提炼用好生态集群、区位集群、人文集群等规律的方法，包括群域识别之器、设施共享之器、空间增减之器、政策叠加之器，实现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战略与战术的上下传导。

1.群域识别之器

为更精准识别美丽城镇集群可发挥作用的真实区域，采用“定义辨域”的方法，将美丽城镇集群的内涵界定为以中心城镇（首位度较高的城镇）为核心、辐射周边多个有合作互补关系（如交通、资源、文化、产业等）、地缘文化认同的小城镇群，以生活圈共建为原则，进行圈域空间设施整合，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小城镇集群发展与提质增效，注重要素集聚、设施共享，实现全域提质增效和局部减量，群域不宜过大，兼顾30分钟生活圈内的公平性，群域不宜过小，平原地区以3-5个城镇为宜，山区以3-4个城镇为宜。同时，根据空间模式的差异，将美丽城镇集群分为2大类4小类，沿江滨水城镇密集地区可分为强集聚式“1+X”（模式1）和强集聚网络式“1+Y+X”（模式2）两类，如建德市梅城美镇集群属于模式1；山区城镇散布地区可分为多点单侧轴带式1+X（模式3）和多点双侧轴带式1+Y+X（模式4）两类，如临安於潜片美镇集群属于模式3，余杭大径山片美镇集群属于模式4；根据集聚中心类型的差异，还可将美丽城镇集群分为综合型美镇集群（中心城镇为都市节点、县域副中心等类型）和特色型美镇集群（中心城镇为工业、文旅、商贸等特色类型）2种。

基于此，可进一步提炼6大类X小类的美丽城镇集群群域辨别因子，如交通联系、建设空间、职能体系、经济热力、主体功能、人口密度等，利用大数据等手段，综合百度地图POI、夜景灯光等多源数据，识别出全省约有90个可能的美镇集群，杭州也有近10个不跨县（市、区）的美镇集群，以及近6个跨县（市、区）的美镇集群。

2.设施共享之器

为从源头上破解单个镇设施重复配置与过高标准配置的浪费，从美镇集群的大范围内，按照“减提同步”的原则，制定多镇可减配与可提级的设施清单，明确级别与规模，而不仅是需新增的设施。

如临安区於潜美镇集群按照以於潜镇为核心、以太阳镇、天目山镇和潜川镇为节点的公共服务体系结构，结合问卷中周边乡镇倾向在於潜就学就医的趋势，以及现有5-15-30分钟生活圈配置，制定出可减配的设施清单，包括潜川镇文体中心、医院、中学、天目山镇文体中心、医院，中学、高中、太阳镇医院和高中等。同理，可提档设施清单包括於潜镇中学、智慧治理中心、文体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商贸综合体、娱乐设施、培训设施等。

3.空间增减之器

为将美丽城镇集群的引导落到具体空间上，开展美丽城镇集群用地评价，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进行跨镇域的功能与布局完善，结合设施减配清单与提档清单，按照“量向同步”的原则，明确各镇的增量空间、减量空间与留白空间，并将群域内减量与留白的空间方位与规模传至国土空间规划的用途分区上。

如临安区昌化美镇集群的减量空间主要集中在昌化-龙岗交界的工业区等地，促进两镇工业平台联动，控制未来高铁站周边区域规模；留白空间主要集中在河桥镇等地，满足狐妖小红娘等新IP未来特色发展的不确定性空间需求；增量空间主要集中在昌化、龙岗、清凉峰等地，包括公共设施增量、旅游集散增量等关键用途。

4.政策叠加之器

针对杭州美镇集群数量多、类型丰、范围广的特征，遵循“三生融合”的理念，开展《杭州市美丽城镇集群化建设研究》，预期出台杭州小城镇发展战略与模式“蓝皮书”、杭州美丽城镇集群分类“黄皮书”和杭州美丽城镇集群建设指引“白皮书”，明确美丽城镇集群建设的共性要求与个性方向。

一方面，提出杭州美镇集群建设“蓝图共绘、交通共联、产业共兴、设施共建、服务共享、社会共治”的“六个共”原则，摸排了5大类24小类的杭州美镇集群建设指标，明确各县市区美镇集群都需达到的建设底线和规定动作，即“一重构四协同”的5大任务、10项行动，其中“群域重构”任务包含县域范围内美镇集群识别、群域结构体系优化2大行动；“设施协同”任务包含交通及时空圈重塑、群域功能与布局完善、设施及生活圈优化3大行动；“产业协同”任务包含群域产业分工协同路径、产业空间载体整合提升2大行动；“文化协同”任务包含群域文化品牌与特色空间塑造1大行动；“机制协同”任务包含区域和城乡利益协商机制设计、群域数字治理平台整合2大行动。

另一方面，借鉴美国区划法“叠加分区”“浮动分区”“激励分区”等政策工具，针对政策的不确定性，遵循“增减补偿”的原则，结合设施减配与提档、空间增量、减量与留白，设计了利益协调的美丽集群“发送区”和“接受区”，设计附着在特定亩均效益、特定区域上的“磁铁－容器”多情景模拟、工旅区块线、雕刻大自然等“政策包”，得出更为精准和多元的用途管制分区，进而迈向不同制度安排下交易成本最低的空间与产权结构。

结语

在城乡多极点同步增长下，“小城镇热”折射出赶超阶段单个小城镇“各自为政”的体系性内耗，亟需通过集群化发展破局。正如佛家的那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器”就如同般若之船，必须要靠船自渡，才有希望到达“道”的彼岸。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也是如此，不应在“技法的泥沼”固步自封，不能用技术“器具”的理性替代社会“正道”的理性，惟有先“切磨箴规、明心见性”，才可“拜师得法、术业专攻”。

为回归小城镇功能复兴与城镇化着力点打造的初衷，本文从中国古代哲学内含的“道”与“器”思想出发，探究了杭州美丽城镇集群化发展“器以载道、道以载器”的路径，以期为杭州打造“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名城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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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M].新星出版社,2011.

文章获评浙江省建设厅美丽城镇优秀论文一等奖

作者：叶青、徐升雁、严磊、雷鸣

文章来源：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