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8日，中国保护生物学家们组成的一支团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征询中国公民对于国内禁止消费和交易野生动物这一立法提案的意见。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非常适切——就在调查问卷于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布的前几天，中国不得已做出了封闭部分主要城市的决定，以防止新冠肺炎的传播。在当时，科学家怀疑这种疾病是由武汉某市场内的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在74070名调查受访者中，超过90%的人支持全面禁止野生动物贸易。一个月后，中央政府决定就此立法。研究人员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些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但中国能否切实履行不断增加的环保承诺，仍是一个疑问。
复旦大学的生态学教授赵斌说：“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城市居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生物多样性。”人们开始意识到，即使身处城市中，与野生动物的接触也可能导致流行病的暴发。赵斌说，这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也提高了大家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期待。
赵斌说，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已然承诺改变生态保护方式。中国于2018年修改宪法，将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发展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7年表示，经济发展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此后，多项环保政策陆续出台，例如保护中国大陆更多地区不被过度开发破坏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一个全新的国家公园建设网络；更加严格的生物保护监管措施；以及精简的环境监管机构——以上种种都是为了实现政府提出的2035年“美丽中国”的环境保护目标。
大城市，小控制
1950年的中国只有约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见“城市人口”）。千千万万的人离开农村，来到尚在发展中或刚开始建设的城市，以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帮助中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迁入了新的城市地区。截至目前，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而这一切给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过去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赵斌说，“中国的湿地、森林和水源等自然资源并没有像经济增长一样受到政府的重视。”
Rob McDonald是华盛顿特区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研究城市对自然界影响和依赖的研究员。他说，城市面积的扩大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他说，土地被改用于开发，人们需要用自然资源来建造楼房，以及为城市居民提供水和食物。这些改变会引发环境问题，例如水和空气污染、水资源紧张，以及在城市以外偏远地区所进行的森林砍伐。
中国政府已经公开承诺会解决这些问题，位于勐仑镇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动物学家Alice Hughes说。中国将于2021年5月在昆明举办第15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5），届时200个国家将齐聚一堂，共同制订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目标，以保护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中国已经为一些更大的环保目标做出了贡献，其中包括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最显著的是空气质量的改善。自中国于2013年提出减少空气污染的目标以来，至2017年，北京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含量比2013年时下降了近40%。
不过，在一场讨论中国生态和环境保护进展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国生态环境部的崔书红表示，要缓解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造成的根本压力，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的朱争光非常了解COP 15大会的筹备工作：从后勤保障到制定改善国内环境的目标，这些工作分别由生态环境部不同的工作组专门负责。
这些工作组还邀请了农业部等政府机构，就未来十年发展规划中应该加入哪些内容提供意见。
朱争光说：“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将看到中国已经做足了功课，并愿意当好这个东道主。领导力不仅仅体现在热情好客上，还要提出能够促进变革的宏伟计划，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改变行为
来自中山大学的环境保护研究员李添明说，科学家和政府官员正在努力寻求更好的方法，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系统。
他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项目，都是为了让人们能改变行为，促进可持续性。例如，他目前参与了一项主要由欧盟资助的为期4年、耗资1000万欧元（约1200万美元）的打击野生动物犯罪的项目，名为Partners against Wildlife Crime。该项目于2019年1月启动，目标是切断柬埔寨、中国、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的珍稀动植物非法供应链，特别是针对老虎（Panthera tigris）、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交趾黃檀（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和淡水龟。
在该项目中，李添明的团队正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项目的李立姝合作编写宣传材料，意图通过劝阻违法行为的方式，改变中国城市消费者的购买习惯——例如购买虎骨或象皮用于珠宝制作和中医入药，或将濒危淡水龟作为宠物饲养。李添明说，他们在编写材料时运用了行为学技巧：迎合了消费者希望被视为“有责任感”的心理。
李添明参与的另一个研究项目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连接欧亚非与中国的贸易纽带——的贸易协议将如何扩大全球范围内对中医药的需求。他说，中医药使用的植物、动物和真菌产品往往来自野外，这种需求可能会加剧针对某些物种所进行的非法、不可持续的贸易。
根据他与牛津大学保护生物学家Amy Hinsley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国亟需建立受到密切监管的供应链，并向偏远地区的农民提供实现可持续农业的资源。
吕植是北京大学的保护生物学教授，在她40年的职业生涯中，她见证了自己研究领域关注点的转变：由在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观察动物，提出保护它们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方法，转为观察人类行为，研究如何使人类的生活能促进生态的可持续。
吕植在2007年成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开展基于群落的保护项目。2017年，保护中心开始与青藏高原上的青海牧民合作，希望帮助牧民们在生物多样性高度丰富的欠发达地区，通过自然保护活动来维持生计。当地村民们学会了如何巡逻并监控野生动物，为喜欢观察动物的游客充当向导，这些动物中包括行踪隐秘、濒临灭绝的雪豹（Panthera uncia）。这类项目目前已在中国西部地区的42个村落中推行。
吕植承认，这样的小范围项目不足以为中国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它迫切需要的根本性改变。她表示，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在解决空气和水污染等重大问题上是有成效的。但是，当其他人在城市里过上富裕生活的同时，一味要求农村地区的居民为保护野生动物放弃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要想出别的办法来。”
原文以Biodiversity’s importance is growing in China’s urban agenda为标题发布在2021年3月11日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聚焦 – 中国生态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