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表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原标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一个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多种模式。多年的演进，有三种模式逐渐具有代表性，它们分别以所在地区来命名，第一种是珠江模式，顾名思义，这是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大量利用侨资，以三资企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加工方式，产品大量返销海外或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第二种是苏南模式，这是形成于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并包含了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的一种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从体制上看，这种模式主要依托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组织载体，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与上海等大城市体制内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近若干年来，这各苏南模式覆盖的区域出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外向型发展的新特色。第三种就是本文要探讨的浙江模式，严格说来是温州模式，因为它发轫于温州地区。[1]但是由于它已经不再局限于温州这个行政区内，而是扩展到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部分地区等，是目前浙江最具活力的经济模式，所以称为浙江模式也未尝不可。
国内学术界关于三大经济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度轰轰烈烈，而最近一段时间逐渐有所沉寂。学术界对三种模式进行评价的基调似乎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珠江模式和苏南模式都遇到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对于温州模式就更是如此。本文不打算对全部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加以评论，而只是关注以温州模式为其著名代表的浙江模式。理论界不少人都认为，浙江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因此有很重大的研究价值。本文打算对此作一些扼要的讨论，意在引起专家学者对浙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一、导言
我们把浙江现代化进程理解为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是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三个过程有机结合的一体化过程。其中，工业化在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不仅是经济发展在部门结构上的反映，也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现代性转变的基础，工业化为传统社会的人带来了全新的劳动方式和消费模式，是现代性的基础。自然，浙江省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发端于1978年，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那时的工业化在推进方式、持续性以及影响度等方面都无法与近20年所发生的相提并论；城市化在形式上是现代化进程的空间表现，但其功能也决不局限于此，城市化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城市化与工业化两者是现代化的两个密不可分的表现。
至于市场化，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代化建设中最大的亮点，是其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最大特征。没有市场化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解放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能取得更大进展。市场化的功能在迄今为止的关于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文献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可能与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特征有关，也与国内学者对经济发展的体认观有关。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市场化作为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意义，但中国的情况的确完全不同。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反市场或压抑市场的经济体系而言，市场力量的解放和张扬与经济主体精神的解放是同步进行的，市场的力量和货币的力量对于真正启动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西欧历史上，市场的解放早在重商主义时代崩溃的17-18世纪就成定局，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的地位确立迄今为止已经近两个世纪。今天西方的学者只能从历史文献当中去寻找和认识市场化的过程，已经难以像中国的学者那样对市场化改革有如此深切的现场感。[2]因此对市场化之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也难以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观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又是舶来品，整套话语系统的全般接受妨碍了立足于中国实情的现场分析。我们的学者中，相当多的人热中于搬用西方现代化或后现代的概念系统、理论系统，没有给予本土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以必要的重视。这也是目前的有关经济发展理论中较少关于市场化问题论述的重要原因。
回顾迄今为止浙江经济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益的启示，某些结论对于国内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或许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我们曾经就浙江现代化道路的若干特征做了简单的总结。[3]在这些文献中，我们都是把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归纳为“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表述可以具体解释为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经济发展的发动方式看，浙江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在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比较有限，惟其有限才使得浙江经济发展道路的演进路径未被外部的行政性力量所阻滞；
第二，从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看，诱致型制度创新引发的活力和效率是主要动力源，这意味着浙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
第三，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看，“低、小、集、散、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这个特点使得浙江在全国率先到达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短缺点；从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类型看，主要线路是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辐射。
第四，从经济发展的观念基础看，世俗化、理性化和平等化是基本特征。这一点与现代经济增长的观念基础是非常吻合的。
1.经济发展的启动
著名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曾经发问：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4]为什么会有近代以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借用这个发问方式，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浙江的经济发展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
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因，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浙江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有着巨大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许多人为此轻则挨斗，重则判刑甚至丧命。尽管如此，体制外的生产和交易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变化的种子一直等待适宜的气候。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地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经济发展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经济发展道路从民间开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浙江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又使得官员较其他地区更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官员越是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认同。这样，民间启动经济发展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
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发动方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成文或不成文的限制，导致正规制度规章的不断改变或修订。例如专业市场和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就是如此；第二，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第三，民营企业家逐步影响和改造了基层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取得了政治支持；第四可也能是最主要的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民营企业。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全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早已经突破了一半，而且接近了90％。[5]以上这四个方面共同支持着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而不断扩大的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驱动的改革在浙江成为可能，为什么滞后于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没有能够像其他很多地区那样有力地控制住民间力量的作用？是无法遏制，还是不想遏制？关于这些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一时还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浙江省领导对待温州的态度看，似乎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有的时候这种因素为主，有的时候那种因素为主。[6]
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直取市场化利益的内驱力之强大，浙江地方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经济主导的经济发展只发挥了次要或者说从属的作用，不能高估。对此，姚先国教授在“浙江经济改革中地方政府的行为”[7]一文中作了现象形态的描述。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历程的总体情况看，对于原发性的或内生性经济发展来说，一个功能较弱的政府不是坏事，反而往往是件好事。就浙江这样一个省份来说，为什么会放弃国内其他地区对经济的强硬控制态度，转而采取较放任的态度，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对浙江这样的地方来说，民众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远远强于政治参与欲望，放任不可能带来政治或社会上的不稳定，反而会带来经济的繁荣。况且，作为地方政府，放任政策带来的社会或政治风险，可以由中央政府处理，二是浙江省在全国不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省份。解放以后，浙江的官员也很少升迁到重要的中央部门担任要职。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使得浙江的官员们的效用函数的结构比较特殊。[8]浙江省的官员具有双重角色，对于浙江的老百姓来说，它是管理者，但是对中央来说，他是老百姓的盟友。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从省级主要领导到一般基层官员，较早就认识到对于民间力量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当然这也决不是统一的，无差异的，有些时候，有些官员可能更加强硬一些，而大多数官员在大多数时候对老百姓的创新采取了默许态度甚至亲身参与了创新。可以说，浙江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内逐步形成了有限干预的“政治文化”。这样的文化对浙江这样经济发展先发地区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浙江的政府功能的缺位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但是在市场化突进的阶段，当政府不能做到“间接性合理选择控制”时，与其全面的强化管理，不如全面弱化功能。
总之，浙江经济发展在发动方式上的基本特点是民间力量主导，政府有限干预。与国内许多地方的情况不同，浙江经济发展是内生的或者说是自发启动的。外部力量的作用是次要的。
2.发展的动力机制
浙江经济发展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经济发展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回答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无论是从经济含义还是从其他含义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创新。参与创新的主体，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或者说业主，也有基层官员。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多半运用诱致性制度创新的概念来作为基本的理论工具。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从需求导向来解释制度变迁的根源。但是认定浙江的制度创新是需求导向的诱致性制度创新[9]，则是值得讨论的。由于很少有不是需求导向的制度创新，所以需求导向论并不能够解释需求基本相同条件下的制度变迁差异。
经济发展进程中制度创新的需求问题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对需求的反应，因此，目前最应该研究的还是浙江民间制度创新中的供给方面。[10]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供给了适应需求的制度，从而是创新成为现实？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制度供给行为主要不是主要来自于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以下因素可能需要重点研究，
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制度供给提供了“道德支持”。比如在温州，“永嘉学派”对赢利活动的肯定态度，解决了利润导向的制度供给的可行性难题。这一点比国内大多数省份领先一步。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不需要从头构思，因此像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经出现。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台州一带改革开放前早就存在的“打干股”为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准备了知识基础；金华一带的农民数百年来鸡毛换糖的“习俗”也是形成专业市场的重要历史前提。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很多。
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制度创新。
制度供给过程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活动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一个制度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是重复博弈过程。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加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
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11][12]。
从制度供给的决定因素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经济发展。传统所形成的共同知识[13]是形成一种制度规范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所谓创新也不可能[14]。但是制度创新一旦启动，传统的力量会发生意义上的转变。作为一种传承力量，逐渐退出创新活动，最终甚至转化为创新的阻力。制度创新的持续性是依靠路径依赖机制或制度联系效应[15]来维持的。
总而言之，与其说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机制是由需求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的，毋宁说是由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的。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制度领先优势或者平常所说的“制度落差”不是需求导向形成的，而是制度供给能力较强的产物。迄今为止，可以说制度供给能力决定着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
3.关于浙江的产业和区域发展模式
农村工业化是浙江工业化的起始点，因此也是经济发展的起始点。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浙江没有取得工业基地的地位。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基础和西部地区靠山进洞的优越条件使得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投资大部分投向这两个区域。甚至作为我国近代工业化起源地的上海市也难于与这两个地区展开竞争。浙江得到国家的投资或其他投入少得可怜。但是，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又必须通过非农化来寻求出路，这是改革开放前，浙江发展的一对尖锐矛盾。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对矛盾无法找到根本解决的途径。1978年以来，对各个地区产业发展的体制性约束逐步废除，但是政策性限制或投入歧视还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浙江也无力突破这种政策性限制，因此，只有以体制创新为切入点来寻求解决区域资源约束的途径。于是工业化首先从农村地区开始，从体制创新力强的地区开始，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开始。
从产业推进模式看，浙江经济最初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的，随后逐渐地提高加工深度、加工规模和资本集约度。建材、纺织、小家电和其他小商品成为浙江经济的当家产品。虽然，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使工业结构突破了以上的行业范围，但是轻小低散的特点基本保留了下来，工业生产的集约度和集中度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明显偏低[16]。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浙江的工业规模扩张很快，但是，结构未有根本变化。从1995年与1985年的行业构成比较可以看出，构成浙江工业8大行业没有变化，仍然是纺织业、机械工业、服装及其其他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其中，1985年最大的两个行业：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1995年仍然位居前两位，到2004年纺织业仍然是浙江的主导产业。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从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现代经济部门[17]随着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的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组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一带。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农村工业化主辐射源是温州，主要受辐射带是浙西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区域经济对浙江经济贡献率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象[18]。
在区域发展格局方面，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卓有成效的“块状经济”，强县和强镇都依托着一个或多个特色明显的专业化产业区。乐清的低压电器、海宁的皮革、桐乡的羊毛衫、慈溪的塑料和模具、富阳的造纸、嵊州的领带、永康的日用五金、苍南的标牌和编织袋、鄞县的服装等等，一个村、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市县都集中于某一种类工业品的生产和交易。当地的居民围绕某一种商品的生产交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网络。区域之间则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分工体系。应该说块状经济的发展是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但是这种块状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导致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因为作为块状经济主要载体的商品以日用小商品为主，这使得工业对区域聚集度的拉动力较大工业要弱。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约束。从需求方面来看，分散于农村各地的小企业对地域性的要求不高。从企业自身来说，所谓的聚集效益或规模效益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和产品都不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产品市场约束不显著的农村工业化初始阶段，情况更是这样。对于小企业来说，小城镇足以满足生产和交易的区位要求，重要的是交通运输条件。由于这种供给和需求的约束，浙江的城市化表现为小城镇的迅猛发展。[19]
4.浙江经济发展的精神条件
因为浙江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内源性，因此这种现代化进程所依托的观念基础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一方面，很显然，浙江本土并不具备韦伯意义上新教伦理支撑着“资本主义精神”；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浙江经济的强烈的内生性的动力就不能完全依靠某种物质生活上的欲望强度来解释。我们没有条件做更加深入的专门性分析，在这里我们只是分拣出所谓浙江精神的某些组成要素。迄今为止，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从精神层面来看，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事功。浙江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记功算利的传统和实现功利的能力。理性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人生目标的理性化，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理性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之前的人与起飞后的人都存在着系统的区别。[20]所谓目标的理性化也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和应该追求的？关于这一点，浙江人与其他地区的人相比，有着较大的不同。区别在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否合理的认识。尤其是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哲学家们极力鼓吹事功求利的合理性。[21]近代以来，这种思想传统又得以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讳莫如深的计划经济时代，浙东地区的老百姓也没有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看，浙江人一直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驱力。另一方面从追求利益的手段来看，浙江人也是很早就认识到交易是发展共同利益的正确方法这一点的。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目标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自然导向手段的合理性，浙江人的这种交易取向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强调功利特别是物质利益和发展彼此之间的交易，这两点可以说正是现代经济起飞的极为重要的精神条件。
浙江精神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世俗。浙江人非常讲究实际，非常现实。具体表现就是比较关注日常生活的质量，善于从现实的人的需求角度去判断和决策。对于这种区域性格，臧否不一，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也有人指责浙江人思想觉悟低，缺乏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判断，浙江人似乎比较倾向于政治虚无主义。漫说对于脱离实际的说教、空谈不屑一顾，即使是对于必须的政治宣传不太关心。这一点确实让相当多的理想主义者无法认同。浙江人是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是彻底的世俗主义者。甚至像佛教这样强调出世的宗教在浙江也少了崇高和空灵，变得与世俗的东西息息相关。浙江人的世俗化倾向是渐进型改革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精神资源。世俗化意味着从人本身的需要出发，从与人的需要相关的事实出发，从人赖以存在的实际状况出发去看问题，去做决定。这种世俗化，从决策的角度看，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很多人把浙江经济归结为“民本经济”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22]浙江民间制度创新的活力来源于这种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倾向。
理性化和世俗化还自然地发展出了浙江人的第三种精神气质，那就是平等。平等化集中表现在官民关系上，有些学者认为，和中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心地区不同，浙江地区官本位现象不算严重。老百姓不像某些政治文化发达的省份那样唯上是从，惟命是从，当然也不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在浙江的老百姓眼里，当官不过是一种职业，并不神秘。因此老百姓不会热中于政治，政治参与意识也不强。很多人更加愿意经商或从文。对依靠政治权威解决利益问题，老百姓并不迷信，这体现了一定的平等意识。在浙江，基层干部欺压百姓，作威作福或渔肉乡民，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现象比较少。这种平等意识很容易演化出平民与官员之间的交易行为。通过交易而不是通过命令来做事的现象，在浙江倒是司空见惯的。官员可以放弃使用某些权力，而决不可以借助权力阻止老百姓要做的事。官员不太像是一个上级，更像是一个协调者或服务者。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基层官员所表现出来的融入平民，认同利益的行为特征对于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事功、世俗、平等这三种精神特征的结合对于内生性经济发展进程来说是相当重要的。[23]浙江经济发展进程的顺利展开，是否也得宜于其特有的区域精神气质呢？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浙江现代化进程中所体现的这种精神气质虽然无法与韦伯所讨论的新教徒的“在世的修行”相提并论，但也足以演生出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
三、关于浙江模式的几个问题
浙江模式具有极为明显的内发性和原发性特点。比国内的其他两个模式更加接近于原发性现代化的一般模式。
由于浙江模式的内生性的特点，所以在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建立方面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质。不仅动力强劲，而且呈现出一种有机演生的秩序性。反之，珠江模式和苏南模式对海外资金和市场的依赖太大，外部条件一旦变化，影响就很大。后两者共同的问题是内生性不足，本土企业的自主成长不够迅速，也因为这样，区域市场发育也不够健康。另一个问题是缺乏市场竞争，企业家精神的发育也必然受阻。
如果对浙江近20年来的发展进行总结的话，我认为，浙江经济发展道路非常类似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期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市场先导、民间企业主导、地方政府相对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具有极强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与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相比有着更大的内源生命力。对于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的发展的借鉴意义也许更加突出。
但是，这种自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样也无法避免局限性。
首先是家族主义企业与低层次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相互锁定。这已经成为浙江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最大的瓶颈。在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组织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市场网络的扩展等方面，浙江模式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提升。[24]
其次是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在浙江，近20年来的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25]，社会公共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滞后于实际的需求，政府功能出现连该管的事情也不管的状况。
第三是在一些地区，某些私人资本与政治权利的合谋，产生了侵害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可能性。私人资本家的政治参与非常积极，程度也在加深。对此，有积极的评价也有消极的评价，应该深入加以研究。[26]
这些隐藏的问题是我们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的，其他地区在借鉴浙江的发展经验也应该对此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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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宗和著：《中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本文的写作得到张仁寿、方民生、朱家良等多位学者的关心和指点，研究生朱慧翻译了英文提要，谨致谢忱，文章的责任由作者自负。
[1]浙江模式主要作用的是温、台、宁、绍、金地区，也就是钱塘江以东地区。这个地区历来被称为浙东，曾经产生过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的“浙东学派”。所以也许用“浙东模式”这个说法可以和历史上“浙东学派”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不过国内外还没有这种用法。
[2]在某种意义上看，亚当.斯密如果活在今天，会比他学术上的子子孙孙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更加敏感。
[3]参见罗卫东：“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现代化道路的回顾与展望”，《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史晋川、罗卫东等：《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参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浙江民营经济的比重到底有多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的估算。很多争论看来是运用不同的标准导致的。比如，以投入要素或资产为标准，民营经济的比重就要低于以产出为标准的比重。土地、人力资源、知识产权这些重要的经济资源的所有制结构要比产出结构更加倾向于国有经济。
[6]浙江省委和省政府的几任领导对待温州经济改革的态度是十分耐人寻味的。某些领导在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极力否认曾经对温州的试验进行干预和打压的事实。但是可以肯定，绝大多时温州市委和市政府分得领导对于温州的改革是默许的甚至是支持的。一些思想解放滞后的官员到温州任职一段时间之后，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也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这句话。
[7]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8]也许可以从杭州作为生活型城市这一点去寻找浙江的官员更加倾向于生活化而不是政治化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南宋的一百五十余年，经济生活的发达和某种重生活轻政治的观念占主导地位有关。不知改革开放以后的浙江政治文化的这种亲民特点是否也是南宋遗风，如果是，则浙江人幸甚。
[9]参金祥荣等：《组织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诺斯、舒尔茨等人虽然分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但是没有涉及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对供给因素的分析是由拉坦首创的。拉坦认为，制度变迁的供给与技术变迁的供给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正如技术变迁依赖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一样，制度变迁则依赖于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无论是技术变迁还是制度变迁都起源于新的知识，至于这种新的知识是产生于正规的研究机构还是个别人的业余发明，这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大量的制度变迁并不来自系统的社会科学新知识，而往往来自政治家、官僚、企业家或其他人日常生活的经验性知识。
[11]桑巴特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发生机理时，曾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的一种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他认为之所以犹太人中，企业家比重特别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同时具有以上三种角色
[12]参见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二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58、1937年版。
[13]哈耶克对传统在市场经济秩序扩张中功能作了较高的评价，汪丁丁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参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4]浙江传统文化构成了今天浙江人驾御市场机制的“支援意识”。
[15]参见姚先国、罗卫东：《比较经济体制分析》，第5章“制度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54页。
[16]见何樟勇：“浙江工业集约化程度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17]这里的现代经济部门，不是指在生产和管理技术上的现代部门，而是指经营理念和方式上的现代部门，即不是按照某种“共同体原则”而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的经济单位。
[18]参见史晋川、罗卫东主编：《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第5章：“浙江区域发展模式研究”。
[19]柯荣住：“城镇化与浙江现代化道路”，载史晋川、罗卫东主编：《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另外参见罗卫东、许彬：“论城市化与浙江社会发展”，《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20]桑巴特正是依靠这一点来区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
[21]实学在浙江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条件。
[22]早在50年代，永嘉县长李云和就力主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而改革开放之初，义乌县委领导率先允许小商贩在闹市设摊交易，这样的案例乃是浙江人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注脚。
[23]深受制度学派经济思想熏陶的西蒙．库兹涅茨一生致力于世界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他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经济增长的“观念基础”[23]。他把这种影响一个经济时代的经济观念称之为“时代精神”，并认为它与代表时代特征的技术和创新一样意义重大。他用三个术语来表述现代经济增长赖以生成的时代精神：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是指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和今世的幸福上，而不是关心死后的状况。平等主义则是指否定人类的天赋差别对其后天社会地位的决定影响，即主张“人生而平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则是指一种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情感共有的群体意识，这三大主义发挥着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强大经济功能。例如其中的平等主义和世俗主义，它们导致社会威望和政治权力的转移，使人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经济活动而非宗教、政治或艺术的活动。这是使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经济增长的资源向经济领域聚集的精神前提。劳动力中的经济活动人口比率和储蓄的提高有赖于这种精神观念的支持，那些信奉出世苦行禁欲之宗教的国家或民族，迟迟难以走上经济增长的轨道也因为缺少上述的时代精神。不能否认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存在着营利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时代精神”的作用，特别是在单一民族的日本和韩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强有力的支配作用更不可低估。据东吴大学候家驹教授分析，台湾的经济增长赖以成功的观念条件乃是三民主义，这个“三民主义”恰好与库兹涅茨上述的世俗、平等、民族等三主义不谋而合，故从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增长看，经济观念的作用仍是明晰可辨的。参见侯家驹：“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及其对台湾经济的贡献”，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经济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24]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社会资本、家族企业与浙江经济”一文中已经做了专门的分析。参见《浙江经济》2002年第5期。
[25]参见罗卫东、许彬：“论城市化与浙江社会发展”，《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以及史晋川、罗卫东：《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1978－1998）》第7章“社会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26]董明：《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2月版。这个问题完全不是左大培先生在最近一次尖锐批评浙江模式时所说的那种性质的问题。
(来源：来英书院）